李沛容 民国时期的民族文物展陈与中华民族知识传播

民国时期中国自主筹建的民族文物展陈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分水岭,大致分为社会进化论影响、文化传播理论影响两大阶段,体现出“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内”与“外”的二重特性,从激发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族际竞争”转向突出中华民族多元构成及其内在联系。民族文物展陈集中反映出民国知识分子“即器以求道”,积极向民众传播中华民族知识,成为推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践行者。

1936年,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王幼侨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一文中谈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则高矣远矣,不可捉摸,惟即器以求道,庶乎近之。”他将博物馆文物[1]展陈旨趣直指“提高民族的意识,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民族的精神”,即中华民族意识自觉之“道”。[2]民国时期王幼侨对博物馆功能的理解与认知并非孤例。随着国人自主创建博物馆、临时展览会等活动的兴起,这一具有“知识形塑”[3]功能的公共空间开始结合民族文物展陈,以真实感、现场感承载起“即器以求道”,沟通内地与边疆,传播中华民族知识,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重任。这种具有强烈社会教育功能属性的展陈,也被博物馆学研究者视为脱离神庙式展陈,转向具有“阐释性”“表达性”,即超越器物物质属性,赋予其功能意义的新型展陈模式。[4]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民族文物的策展者深受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双重影响,均刻意区分自建博物馆与来华外国人所建博物馆。[5]为此,本文主要以中国自主筹设的民族文物展陈为研究对象,[6]通过“知识考据”的方式,还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情境中,如何结合理论知识与现实关怀,动态地将民族文物展陈作为利器,向普罗大众展现和传播中华民族知识,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

清末至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发轫于欧洲的博物馆至近代蜕变为兼具“科学研究”与“公民教育”[7]功能的文化场所,被视为西方国家“发展国民知识与见闻”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而备受游学西方的中国学人关注。[8]面对方兴未艾的西方博物馆建设事业,民国知识分子备感瞠乎其后,普遍认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滞后“影响所及,不论民众教育,民族文化,都蒙莫大的损失”。[9]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下,通过“一国富源、民情、风俗”等器物展陈,博物馆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培养参观者萌生“爱国家”“爱民族”与“保种族”的观念。[10]对于国民总体识字率仅达20%的国家而言,博物馆的上述功能无疑是非文字化教育的绝佳手段。[11]由此,民族文物展陈以“民情”“风俗”为核心,率先在国人筹设的综合性博物馆内向公众开放。

天津博物院由被誉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开拓人”的严智怡创立于1917年,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陈列民族文物的博物院。严智怡率先将1915年赴美国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携回的印第安人民俗用品陈设于天津博物院内,期望透过“与中国人同源”的印第安人图片、器物展陈,将印第安人因“文化低落,日就式微,近殆绝迹于世”的案例“昭示国人”,使参观者“知所警惕”。[12]受清末民初人种分类学说影响,天津博物院历史部在早期印第安人藏品基础上,开辟了“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类”展陈。“人种风俗”分为“支那种族”“西伯利亚种族”“南地中海种族”“马来种族”“澳大利亚种族”“类似黑人种族”等六个展区。策展者借鉴近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的中国人种分类观,将国内人群划分为“支那种族”下的汉人、苗人、黎人、西与“西伯利亚种族”下的满洲人、蒙古人。[13]天津商品陈列所技士华石斧为上述展陈提供了相关影印图片。其中黎人图片为身着麻制衣物、手持弓箭的男性。西为一老妇戴皮质帽子,手持转经筒。为配合严智怡的早期展陈思想,策展者运用“无以比较”“不能见其好丑”的方式,精心安排图片与器物陈列,让观众能够“据其史以知其俗,依其地以窥其好”,同时充分吸纳当时学界有关“黄帝战蚩尤”的论说[14],分别书写于苗人与汉人陈列品的展陈词中。[15]结合图片、器物和展陈词,天津博物院民族文物展陈旨在使参观者辨识民族文化的品第高下,激发国人种族竞争的忧患心理。

天津博物院可视为早期种族话语影响下民族文物陈列方式的典型代表。十年后成立的河南民族博物院则受到了种族分类向民族分类过渡时的双重话语影响。主政河南的冯玉祥为“发扬民族主义,提倡文化”,倡议设立河南民族博物院。为践行冯玉祥的创院志趣,河南民族博物院的展陈计划特别注重“各民族特殊文化之展览”。举凡“各民族特殊之风土人物、服饰器用等,或用实物、或用标本、或用图标,务期表现其特殊之色彩,使览之者比较其文野,推寻其源流”。展陈目的在于凸显“自原始蛮族至现代文明社会,其蜕变演进之过程”,促使参观者“于以识人群进化之程序,于以启发明创造之动机,于以启发革命思想,于以激荡革命精神”。[16]为此,河南民族博物院在筹备之初就专门向南方多民族聚居省区征集苗族、瑶族等民族文物,为利于展陈又刻意制作各类民族模型。[17]民族模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华民族始祖、圣贤代表,如轩辕、仓颉、孔子、墨子、老子等塑像;第二类为中华民族内部的重要成员,如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青海族”等民族塑像;第三类为世界五大种族与高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的民众塑像。[18]策展者注意以肤分不同种族,同时利用服饰来区辨不同的民族。最为重要的是,策展者试图引导参观者从服饰的差异性来感受不同民族文化的进步程度。黄种人塑像着中山呢服、黄皮鞋和袜子,汉族则戴草帽、着衫裤和鞋袜。[19]民族模型展陈,虽然备受冯玉祥幕僚张荣楣诟病,讥讽为“庙宇的偶像一般”,但他也坦言民族博物院的设立“命意深远”,并提出展陈词应当配合展陈主旨的改进措施,建议以白话文形式凸显各民族“兴衰存亡关系”,“使人人见了,发生无限的感触”。[20]

1929年,河南民族博物院更名为河南博物馆后,撤去大量民族模型。不过民族文物展陈仍是河南博物馆的一大特色。1936年,王幼侨升任馆长后倡导“即器以求道”,又重新致力于收集并恢复民族文物展陈。在“中华民国所有之博物馆,更应对中华民族有所贡献”的立意下,王幼侨认为博物馆民族文物展陈应当凸显“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最光荣之历史”,以及历朝历代国祚兴衰隆替的原因。研究者可藉此寻求改善之道,“以为藉镜攻错之责耳”。普通观众则可激发其爱国之心。[2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博物馆相伴生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传入国内,[21]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博物馆随之引入,成为综合性博物馆之外专业展陈“人类之起源,躯体之构造,人种、人类之分布及风俗的资料”的公共空间。[22]蔡元培游学德、法,深受其民族学、人类学影响,是最早向国内引介并尝试筹设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知识分子。[23]在数篇涉及人类学博物馆的文章中,蔡元培认为民族文物的陈列,可以使参观者进行“美丑”“文野”的比较分析,了解本民族与他民族的文化差距。[24]在其推动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拟筹设风俗博物馆,征集满、回、藏、朝鲜、日本、南洋诸民族,以及侗、瑶、黎、苗、疍民等特殊民族的风俗材料。[25]20世纪20年代后期,北方政局纷扰,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容肇祖等知识分子南下广东,并将“风俗调查会”迁往中山大学,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1929年1月至3月,风俗物品陈列室曾向普通民众开放,并于同年5月应西湖博览会之邀,选送风俗物品300余件参加展出。[26]容肇祖在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中谈到,风俗调查会的成员希望透过风俗器物的收集与陈列,令参观者“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27]

1928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组长。民族学组将采集民族学标本,成立民族学博物馆,列为该组重要工作目标。蔡元培亲自指导民族学博物馆筹备工作。他认为民族学博物馆的作用不仅可供组内专业人士科学研究,还可供外界人士参观,发挥社会教育功能。[28]蔡元培先后派出凌纯声、商承祖、林惠祥赴中国东北、西南、台湾等地采集标本,并委托周其镛、黄荣章收集南洋诸岛民族学标本,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购买非洲、澳洲、美洲“未开化民族”与“古代民族”标本。[29]由于经费窘迫,民族学博物馆建设计划一度搁置。[30]不过,民族组以上述标本为基础,完成民族学标本陈列室的布展工作。

陈列室共分为两个展陈室:一间以大洋洲、非洲、美洲、欧洲民族标本构成,共计134件,另有台湾“番族”标本104件,四川彝族标本26件;一间为松花江下游赫哲族标本500余件,图表120余幅,人种照片28帧。[31]蔡元培延续了早期民族学博物馆的传统,大量收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标本,与中国民族标本一同分类展陈,不仅可为“文化史上留一蜕化之痕迹”,还能使参观者“引以与未开化民族及文明民族之标本相比较,而以促进其改进之”,[32]即上文所述民族学博物馆辅助社会教育的功能。

1933年,随着中央博物院筹备工作的开展,民族学标本陈列室部分标本转入中央博物院人文馆展陈。人文馆以考古、历史、民族文物为主要展陈内容,由李济担任筹备处主任。人文馆的民族文物展陈拟分设藏、蒙古、回、东北部落文化陈列厅,西南各族文化陈列厅与外籍民族陈列厅。[33]策展者计划根据器物功能将陈列品划分为“饮食类”“衣服类”“建筑类”“交通类”“用器与玩具类”,再依据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组合。[34]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李济对中央博物院人文馆的早期展陈构想,显然吸纳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的进化论设计思路,“对不同部落文化的展陈,关涉到许多重要议题,人类进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等重大问题”。[35]李济希望将功能相似器物按照进化序列排列,使参观者对比“他民族各阶段之文化遗迹”自主发现“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递演之迹”“明了本民族在人类进化史上之真正地位”。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驱使下,李济的展陈目的最终着力于促进中华民族的“民族之自觉心”。[36]

由此可知,综合性博物馆的民族文物展陈,或具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背景的民族文物展陈计划,均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两重共通性。其一,民族文物展陈的策展者试图超越“五族共和”的早期政治观念,透过博物馆这一公共空间,运用图片、器物、衣饰等,将苗、瑶、彝、侗、赫哲等多民族知识图谱呈现给普通民众,生动展现多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事实。其二,在进化论影响下,早期博物馆运用“概念式”[37]展陈模式,按照功能与时间排列、组合收集到的全世界的民族文物,使参观者通过对比,意识到先进与落后、美与丑的二元对立,激发参观者自觉的族际竞争心理。与欧洲或日本同一类型展陈中根植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刻意矮化、野蛮化其他民族或国内少数族裔,拔高、文明化本民族的模式不同,[38]中国的策展者如实展陈中国各民族的文物,这从河南博物馆着力筛选的民族服饰与民族器具即可窥知。因此,展陈叙事中的族际竞争所指并非清末民初排满思潮中的内部族际竞争,而是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与“他民族各阶段之文化遗迹相互比较”后,共同努力向先进者追逐的外向型竞争。[39]这可视为博物馆传入早期,知识分子运用其教育功能,借助民族文物展陈,谋求中华民族复兴、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努力与尝试。

为因应内外交困的时局,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边疆开发的呼声下,争相前往边疆考察,形成以游记体、日记体为模式的边疆书写文类。这种新兴文类的作者群强调边疆知识获取的亲历性与边疆书写的现场感,向内地读者生动描绘幅员辽阔的壮美边疆,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妄图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的卑劣行径,感召全国民众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藉此突出强调寻找中华民族内部整合之道的急迫性。[40]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华北沦陷,国府西迁,边疆地位进一步提升,政学两界均视之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41]早期以文本书写凸显边疆问题的模式受到质疑。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内“文盲尚众”,识字率偏低,[42]仅通过“空论性”的文字书写,无法调动广大民众奔赴边疆、开发边地的积极性,唤起国人对“国族”构建的认知与参与。[43]因此,寻求一种更为直观、真实的边疆展示模式势在必行。“边疆博物馆”或“边民博物馆”宛如“一幅边疆活动的图画,一个摄像机或一个播音机”,使民众身临其境般地了解边民“一切过去与现在的整个文化方式”,[44]受到学界人士的推崇,成为更具现场感、渲染力的理想模式。受“国族”构建“尤端赖实物之陈备”思潮影响,民族文物展陈既可供“国人取法”,又利于“国际宣传”,遂以“边疆文物”的形式被推向历史前台。[45]

早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就有民族文物展陈计划,西迁后因地缘优势,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向边疆民族文物的收集与整理,先后进行了川康民族材料收集、大理考古发掘、贵州民间艺术考察、滇边民俗材料采集、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采集等活动。[46]受战争影响,博物院建设无法推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1940年至1944年间,开始向公众临时展出收集到的边疆民族文物,先后有“大理所出史前遗物”“大理所出南诏遗物”“贵州苗民衣饰及图画”“川康民族标本”“麽些族标本”等专题。[47]各高校机构以此为契机,纷纷调整工作计划,为日后设立博物馆、文物陈列室从事田野调查,收集民族文物。其中,四川大学冯汉骥赴川边调查,收集整理的羌民器物成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及稍后成立的四川省立博物馆最具特色的展陈品。[48]大夏大学迁往贵州后,吴泽霖、陈国钧发起贵州民族调查,成立苗夷文物陈列室。[49]为因应时局,非沦陷区的边疆民族文物展陈常设机构呼之欲出。中国地学会拟以学会成员历年收集边疆文献实物为基础,筹备成立边疆博物馆。[50]在任职于边疆教育委员会学者们的一致推动下,国民政府计划以两年为期在重庆建立边疆文物馆。[51]上述机构纷纷将“沟通边疆与内地”“促进族际交流”作为策展理念。冯汉骥筹措设立四川大学博物馆时,认为收集民族文物“对政府开发西南,沟通民族关系亦有莫大影响”。[52]吴泽霖追忆大夏大学文物陈列室时谈到,“尽管在规模上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民族文物陈列,但对民族博物馆促进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践经验”。[53]李济在抗战期间中央博物院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及,将采集标本与调查照片做临时性的展陈,既起到宣传政府抗战建国政策的目的,又促进了内地人士对边疆民族“比较清楚的认识”。[54]

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疆博物馆的发展显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日本侵略严重制约了博物馆的存续与发展。中国地学会发起的边疆博物馆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鼎力支持的边疆文物馆命运多舛,时断时续,直至1946年才在南京恢复重建。[55]据学者统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内已设立博物馆107座,至1945年仅残存12座。[56]足见战争对博物馆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学界与社会舆论界期冀通过民族文物展陈,沟通内地与边疆,消除隔阂,最终起到化消界限,融洽国内各民族的作用。[57]为摆脱常设型博物馆开设困境,学者、学术团体及各类热心边疆问题的知识分子转而取法展览会、博览会等临时性、短期性的展陈方式。在学者与学术团体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也开始主动采纳民族文物展陈模式,旨在达到认识边疆、凝聚中华民族的抗战建国目的。[58]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7年十年间,临时性边疆民族文物展陈达数十次之多。展陈内容分别涉及“西北文物”“海南岛黎苗民物”“西康文物”“西南边疆文物”“边疆文物”“西北各族文物”“新疆文物”等。展陈地点以陪都重庆为主,同时广泛分散于云南、上海、贵州、四川、甘肃、西康等地。

由于展陈理念的嬗递,这一时期展陈旨趣、布展模式、器物呈现等与早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早期民族文物展陈深受进化论影响,力图寻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发展序列中的地位,激发民众外向型的族际竞争心理。抗战以来,早期进化论范式已无法合理诠释、呈现以内向型的边疆认知、凝聚中华民族为目的的民族文物展陈。与此同时,一种反思性的文化认知理念,即如何“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化观念,并反省关照自身所设定的文化束缚与偏见”,[59]日益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类学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博物馆学界。最为突出的博物馆展陈理念变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对美国博物馆学界“按照一种假定的技术进化类型将不同文化的器物从其原生文化中抽离出来所造成的文化割裂性”的激烈抨击。博厄斯提出民族博物馆应当引入生物学划分“科、属、种”的分类模式,按照“小型特别集”(a special set)来呈现带有部落特色的“一个族群的所有文化表征”。[60]博厄斯倡议的文化区、文化圈展陈方式,恰巧与抗战时期力求客观、真实呈现边疆的策展目的契合,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民族文物展陈的主流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展陈观念变化。1939年6月10日,李济在云南民族学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民族学肇始之初是一门旨在以“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随后的发展则显现出以欧洲文化作为标尺,来审视其他民族文化相较于欧洲文化低劣程度的主观性。中国学者的研究出发点则应“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尤其不能将具体文化置于固定位置,或高看或轻忽,在实际研究中“可以分区收集语言、体质及与物质文化有关的材料”。[61]上述演讲内容暗含李济对早期进化论的反思,以及向文化区、文化圈方法论的转变。受此影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二十九年度工作计划草案》提到未来标本陈列,应当依据标本性质“或为分类的”“或为分区的”“或为演进的”“或为活动的”“各为适当系统之陈列”。[62]进化论模式不再列为器物展陈的首选模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策划的临时性民族文物展陈也逐步转向以文化区或某一具体民族为主题,如1944年以来在四川宜宾李庄举行的麽些文物展、贵州苗民衣饰及图画展等。[63]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转型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物展陈方式的变化。策展者放弃了早期奉为圭臬的进化论准则,转向运用文化区、文化圈理论来指导民族文物展陈,形成主要依据区域或民族进行陈列的两类模式。[64]前者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辖民众教育馆的边疆文物展(即原边疆文物馆)为代表,按照地域划分为蒙古、康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川西七个单元。[65]后者以四川省立博物馆为代表。1942年,四川省立博物馆聘请曾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马长寿兼任人类学民族组主任,筹设边疆文物室。马长寿依据语言、文化划分民族的分类方式,将四川大学博物馆移交的康羌民族标本、教育科学馆馈赠的凉山彝族标本,以及从川、康等地收集的民族文物分为三个主要展陈区:第一,藏缅族系,包括(1)康系民族(康族、霍尔族、西番、嘉绒),(2)羌系民族(汉化羌、戎化羌、博倮羌),(3)缅系民族(罗夷、麽些、栗粟);第二,掸或泰族系,包括(1)僰夷,(2)仡佬,(3)僰人;第三,苗或懵克猛系,包括(1)红苗,(2)花苗,(3)白苗。[66]

此时,边疆科学考察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兴起,为策展者包罗万象地提供了涉及边疆民族的丰富素材。这一时期的展陈得以有别于早期借助图片、塑像与少量器物,被讥讽为城隍庙、庙宇一样的陈列方式。策展者充分、灵活地利用模型与标本、照片与实物、图画与图表等进行展览。综合运用上述素材制作边疆民族分布图,使参观者更为直观地认识边疆民族的新方法蔚然成风。1944年,民众教育馆的边疆文物展曾将特别制作的半立体民族模型人物,依照居住地悬挂于“全国边胞分布图”上,且以“服饰、头饰、花纹、色彩”等区分民族。[67]为吸引观众,策展者采取静与动结合的展陈方法,在原本静态的陈列品与陈列方法上,配合音频解说、演讲、电影、歌舞表演以及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其他活动形式。[68]有的策展者甚至专门开辟边疆食堂,特备糌粑、酥油茶等饮食,引导参观者从味觉上体认边疆。[69]展陈词的书写也凸显了这一变化趋势,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传统苗夷图对边地人群以汉文化为标尺进行“生”与“熟”的二元划分方式,[70]另一方面摒弃了早期民族文物展陈词中“黄帝战蚩尤”等内容。策展者试图寻求一种更为简洁、客观的展陈词。马长寿依据自称与他称、聚居区、语言系属、社会分层、民俗、族源等民族志描写方法,客观地书写四川省立博物馆边疆文物室的展陈词。[71]大夏大学苗夷文物陈列室的展陈词则折射出主持者吴泽霖、陈国钧的文化相对论思想。叹服“苗夷”服饰图案精巧、花纹考究、做工精细等语汇不断重复出现。[72]

抗战以来,新兴的民族文物展陈以区域或民族划分展陈单元,更为清晰、直观地向参观者展现出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多元属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策展者促使内地民众“认识边疆”的目的,真实地向参观者传输了多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观念。但是,当时推动民族文物展陈的策展者主要是具有考古学、博物馆学科背景的人类学学者。那么,这些策展者的意图是否仅限于理解边疆民族的复杂性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在他们的学科体系中,“认识边疆”与“国族构建”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要回答上述问题,应当回到历史场景以及学科史的脉络中,透过人类学者的视野来进行求索。随着西方考古学、博物馆学的传入,学者利用考古型式学(typological method,又译为体制学,现今学界称为类型学)方法赋予器物意义,超越了传统金石学“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和“二重证据法”过度依赖传世或出土文物文字进行研究的方法。[73]国内学界的考古型式学方法主要源自瑞典考古学家孟德鲁斯(Montelius,Oskar,今译为蒙德柳斯)与日本学者滨田耕作。[74]型式学方法除了可以通过器物的器型与纹饰推导器物使用的大致年代,断定某一遗存的历史时期外,还可以用于判断分属不同区域的器物之间“究竟有着何等的共同关系、表现着怎样的共存性”。[75]基于型式学的方法论,考古学综合运用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对无声器物进行研判,[76]注重整体视野下器物之间的相关性与联系性,而非孤立地凸显某一器物的个体性。

因此,当考古学者卫聚贤首次参观以民族分类作为展陈模式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时,注意到的并非民族文物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型式学视野下的文化相似性。卫聚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观记》一文中描述,“其中有四块彩陶,是在四川理藩出土的,系红底上有黑花数道,似与甘肃的彩陶为一系统”。苗族刺绣上的集合花纹则与东南沿海吴越民族的文物相似。卫聚贤据此判断苗族“与吴越(东南沿海)民族为一家”。[77]他的族源判断或有失偏颇,但是观察器物之间的联系性与传播性则是考古学的重要方法。194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郑德坤接替葛职掌华西大学博物馆,以考古学研究结果为依据进行器物陈列时,也提出了四川文化区“在文化上未尝单独发展,其受邻近文化之影响,至深且切”。其中,理番岩葬是西北游牧文化与四川文化发生联系后的遗存。而四川文化区发现的佛教石刻与浮雕,除与中原地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形式相同外,还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78]随着1928年以来安阳考古发掘持续推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发现,“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79]战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被迫退避西南,凭借地缘优势接续上述研究,将西南切割为云南、川康、广西、贵州等区域,试图通过考古发掘分析不同文化区的古代文化遗存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80]考古学者注意到,虽然位于云南大理的苍洱文化遗址自成系统,但石器、陶器等器物与仰韶、龙山文化颇为相似,据此认为苍洱文化“与中华远古之文化有相当关系”。[81]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批评博厄斯的博物馆展陈方法仅注意族群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却忽视了文化的整体性。[82]与之相别,中国的同行们试图通过文化传播论拼贴起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似性,寻找“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83]因此,“认识边疆”采用的区域或民族分类展陈只是具有型式学知识体系的人类学者迈出的第一步。在文化传播论的视野下,人类学者认为,通过历史时期彼此之间不断的交流与互鉴,不同民族的文化表现出相似性与联系性。而民族文物的展陈目的在于促进族际间的交往、互动与文化互鉴。1944年,青海省拉卜楞寺的藏族僧俗代表团参观中央民众教育馆举办的边疆文物展后,不无慨叹地称赞该项展览对“内地与边地文化之交流”具有重大意义。[84]这是有着丰富民族文物展陈经验的策展者陈国钧的初衷。他认为,借助民族文物展可以揭示出“中华各宗族之间的风俗习惯之如何分,如何合,明了生活互赖之处,文化交流之点”,将“其共通点加以推进,分歧处加以融合”,如此“中华民族才可以团结成一个坚固的结合体,而成为全世界一个不可轻侮的力量”。[85]

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当代学者引入福柯的批判式观念,将赋予器物以意义的展陈模式视为“规训式”的展陈。“规训”的施动者不由自主地指向国家或政府。[86]治民国博物馆史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将包括中央博物院在内的器物展陈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87]或民国政府尝试利用博物馆达到“控制社会公共意识的政治目的”。[88]这些观点均忽视或低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能动性与行动力。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无心博物馆事业发展。在一批具有边疆实地工作经验学者的不断推动下,国民政府为团结融洽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战建国,才勉强接受边疆文物馆的筹建提案。[89]1932年,傅斯年、李济推动国民政府筹备成立中央博物院,同样背离了国民政府侧重理工的建院构想,将原拟划分的“自然科学”“工业”“人文”三部分,改造为“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强化其人文性。“人文”馆展陈内容则试图超越五族共和政治话语,充分展现多民族构成中国这一事实,将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拟定的“中国民族之演进(包含蒙藏回等)”,[90]扩大到囊括“蒙,藏,回,及东北部落文化陈列厅”“西南各族文化陈列厅”与“外籍民族陈列厅”等展区。[91]诚如费孝通所言,近百年来在同外国列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的进程。[92]正是这些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成为“即器以求道”,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践行者。

民国时期两段式的民族文物展陈演进历程恰巧印证了“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的“内”(ethnic group,即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人群)、“外”(nation,即中华民族)二重性。[93]早期受进化论影响的民族文物展陈以中华民族集合概念与世界民族文物排列对比,使参观者发现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这一展陈理念突出了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的共同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民族文物展陈构想立足于“认识边疆”,从文化圈、文化区的结构视角,清晰、直观地向普罗大众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构成的知识谱系。同时,边疆考古与边疆田野调查的兴起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大量可资比较研究的民族文物样本。通过型式学的方法论,作为策展者的人类学者发现,某一民族的器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跨族际交往互动的影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鉴,共同构筑起“中华文化圈”。[94]这便不难理解,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改疑古观念,转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时经历的彷徨与纠结。[95]而在人类学者的知识体系中,整个人类社会均处在一张关系编织的网络内。也正因如此,人类学者提醒历史学者,从考古学或人类学的文化类型理论中可以学到“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那些基本的发明创造的传播,如果它们是全人类所需要的话。同时,任何一种基本发明创造都不可能视为属于某个特殊地域集团或特选的民族,或为他们所垄断”,以此促使历史学者“狭隘局部观念”。[96]民国时期策划民族文物展陈的人类学者希望加速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使参观者自主发现民族文物之间的联系性与相似性。避居宜宾期间,李济多次慷慨激昂地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年轻学人倾诉创办博物院的胸臆与抱负:“我国的疆域辽阔,边疆民族千千万万,都是我们的亲切兄弟,我们要使大家情亲如手足,边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民俗用具、服饰艺品都当一一采来,使之聚会一堂,令我中华文化益发多彩多姿”,“由观摩而了解”,“由了解而团结”,最终催生出“中华民族的综合的钻石光辉”。这些运用专业知识,借助器物展陈向普通民众普及中华民族知识与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实践被后辈学者赞誉为“书生报国的伟大蓝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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